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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牵手艾滋病患者 一起艾滋官司背后的故事

作者:艾滋官司 来自:艾滋官司 点击数:735 加入时间:2006-11-2
    两个年轻的援助律师,一对贫困的农村艾滋病夫妇,30万元的巨额补偿款。

  2004年7月5日,邢台市桥西区法院中兴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艾滋病医患纠纷案,被告邢台市显德旺某医院一次给付原告沙河一对农民夫妇贾学府、王玉颖人民币30万元整。

  这是邢台首例巨额艾滋官司调解案,也是全省众多法律援助案件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夫妻不幸 双双感染艾滋病

  今年49岁的贾学府是沙河市册井乡贾沟村人,1979年,他把邻村的姑娘王玉颖娶回家,开始过上了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2004年9月8日,在自己家,当着记者的面,贾学府还忍不住夸妻子,“别看她个儿小,以前能干着呢,风风火火的。”

  他们的日子确实曾经不错,结婚后没几年,女儿、儿子相继出生,1986年,在兄弟的帮助下,他家盖了新房。

  “当时,俺们算是村里好过的人家,给玉颖治病的时候,我们家还有六七万元的存款。”贾学府说。

  但1995年,不幸突然降临到这个殷实美满的家庭。

  这年年底,王玉颖因子宫肌瘤在附近的显德旺某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为此还输了400毫升的血,前后住院一个来月。

  出院以后,王玉颖就感觉身体像永远恢复不好似的,总是浑身没劲儿,发烧不退,过去勤快利落的人,现在什么都懒得动,脸色也不好看。

  到医院一看,说是得了黄疸型肝炎,又治了一年,黄疸型肝炎好了,但还是感觉乏力,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2002年,王玉颖到沙河市二十冶医院检查,又查出丙肝抗体呈阳性。

  医生说,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的,问她是不是输过血,并暗示贾学府,如果他妻子丙肝久治无效,低烧不退,可能得了显德旺另一个医院那个病人(艾滋病人)一样的病,那个病人在医院输血感染了那种病。

  但夫妻俩并没有相信医生的暗示。

  贾学府继续给妻子治疗,光在邢台市人民医院就住院三次,前后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借债十几万。

  结果王玉颖的病始终没有见好。

  王玉颖的弟弟在沙河市当老师,2003年10月,他对贾学府说,“我姐过去输过血,你还是带她去防疫站查查血吧,统统查一遍。”

  检查的结果,妻子王玉颖HIV检测呈阳性。

  10月13日,河北省艾滋病防治中心确诊,王玉颖患艾滋病,其丈夫已感染艾滋病毒。三个孩子没事。

  律师有情 伸出援助之手

  王玉颖被确诊患艾滋病后,病情很快进一步恶化,全身上下的皮肤不断溃烂,艾滋病人的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告诉贾学府,他妻子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贾学府心里也明白,这种病的潜伏期是二至十年,自己的时日也不会太多了。

  但得了病,不能不治呀。贾学府从亲朋那里东挪西凑举债为妻子看病。

  2003年11月,贾学府带妻子来到北京地坛医院。地坛医院是目前我国治疗艾滋病最权威的医院,但治疗艾滋病的高额费用让已经债台高筑的农村家庭实在承受不了。

  在北京,他们住院一个月,就花了3万多元。

  那天,贾学府从北京回邢台老家筹钱,想到病入膏肓的妻子,想到自己备受煎熬的后半生,想到一贫如洗支离破碎的家,一时万念俱灰。

  他想到了死。

  “当时真想从火车上跳下来死了算了,要不就卧轨。”贾学府说。

  但一想到自己的三个孩子,小的还在上学,大小子还没成亲,他又不能不为他们着想。

  即使不为自己,为了孩子,他也要跟输血的医院打官司,给孩子留点念想,为妻子讨个公道。

  然而,打艾滋官司谈何容易。输血的事在1995年,9年过去了,不要说输血证明,就连当时的住院、治疗证明,甚至一张收费条也没有留下,这个官司怎么打呢?

  “得找个好律师,要不你这官司不好打。”有人给贾学府支招儿。

  2003年的最后一天,贾学府只身来到邢台市的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27岁的年轻律师甄一峰接待了他。

  “那天下午,贾学府进了我的办公室,我一看这人神色就不对劲,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件蓝色夹克,油腻腻的,眼皮肿着,眼里布满血丝,脸上掩不住的绝望哀伤。没说几句话,眼泪就刷的下来了,只有哽咽的份儿。”甄一峰说,这是他对贾学府的第一印象。

  因为对方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又说的是沙河话,甄一峰费了挺大劲才隐约听明白了眼前这个男人和他妻子的不幸遭遇。

  当时,甄一峰手里还有好几个案子,都很急,而这个案子时间跨度大,案情复杂,有些内容还敏感。

  “我真有点作难了,接还是不接呢?但一看到贾学府无助悲伤的眼神,仿佛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直觉告诉我,眼前的这个男人是无辜的,所说的话是可信的,不说作为一个律师,就是作为一个人,我也应该帮助他一下。”事后,甄一峰这样回忆说。

  甄一峰决定代理这起诉讼,而且要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免费为贾学府夫妇打这场官司。

  齐心律师事务所主任齐秀敏听了甄一峰的建议,非常支持。她对甄一峰说,“这个案子由咱俩一块代理,办案的差旅费、通讯费等一切费用咱俩分担,你具体负责。”

  办完了法律援助协议,甄一峰把贾学府送出门,临别,甄一峰特意要和贾学府握手,“老贾,握个手。”

  但贾学府执拗着就是不肯握。

  “没事儿!握也没事,来!”

  第一次,贾学府和一个了解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就这在外人看来极其普通的动作,感动得贾学府热泪盈眶。

  调查取证 曾经困难重重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9年前在医院住过院,医院应该有病历记录,包括用药、用血、手术等各种诊疗事项。

  甄一峰和贾学府、王玉颖一起去找显德旺某医院。

  院方先是矢口否认王玉颖曾在这里住过院,后辩称,即使在这住过院,以前的病历因为闹洪水找不到了。

  两次去医院,都吃了闭门羹。甄一峰决定,另寻出路。

  在一个小山村,一个人住一个月的医院,并不是件小事,只要能找到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就能证明王玉颖在医院住院的事实,就会让对方百口莫辩。

  与王玉颖同村的贾某向法庭证明,1995年冬,他开三马出租车,曾拉王玉颖出院,一同拉的还有她同一病房的人,两家病号,他收了40元,每家20元,先送另一个人去锁会村,然后,才拉王玉颖两口回家的。

  锁会村的张某证明,1995年底,他妻子做人流,和王玉颖住同一病房,又同一天出院,同租的三马回家,各付费一半,他“印象极深”,他妻子的病历至今还没丢,可以作证。

  医院的退休职工张某作证,他是王玉颖的亲戚,当时找的他办的住院手续。

  沙河柴关的王某作证,他妻子也曾和王玉颖住过一间病房,都做了手术,王玉颖当时输了400毫升的血。

  贾沟村原村主任出证,王玉颖有个子宫摘除手术证明,为了减少育龄妇女普查的麻烦,他把这个证明交到乡计生站了。

  乡、县计生站又说,这个手术证明现在找不到了。

  甄一峰的取证工作烦琐而认真,但扎实可靠,包括王玉颖住院一个月期间,谁去看望过她,几个人去的,他都不辞辛劳,一一把证取到。

  “按照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医患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医院无法证明其诊治措施得当,血液来源合格、合法,就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我们只证明在你那医院住过院,剩下的就是你医院的事了,医院只要向法庭提交诊治得当、合法的证据,法院自然会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

  甄一峰说,他当时就对这场艾滋官司的胜诉充满信心。

  法庭调解 30万补偿8天到位

  5月17日、5月25日,邢台市桥西区法院中兴路法庭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没有一个直接证据,但凭借一套完整的证据链,在法庭上,甄一峰以无可辩驳的旁证,赢得了对方的尊重。

  相反,被告方几乎没有证据来说明其自身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最后,在法庭的主持下,双方同意调解了结此案。

  2004年7月5日,邢台市桥西区法院下达调解书:

  “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贾学府王玉颖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元)。

  案件受理费10630元,其他诉讼费1858元由被告承担。”

  7月13日,正在家里照顾妻子的贾学府接到甄一峰打来的电话,钱已到位,让他来邢台取。

  “我当天就带着身份证和大小子一起去了桥西法院,办了个手续,就直接去工商银行把30万支出来了。”贾学府对记者说。

  “甄律师可是好人哪,人家又不是图咱财,全是凭良心帮我们打官司。不但我这辈子记着他,你们下一代、下两代都要传诵他的名字。”打完官司后,贾学府不止一次这样对三个儿女谆谆教诲。

  9年前曾有过“血”的教训

  30万,毕竟是自己讨回的公道,但面对这差不多用生命换来的巨款,贾学府心中凄苦依然。他对甄一峰说,“我们一家对你都感恩戴德,但给我拉一火车钱,我也不愿意成今天的样子。”

  毕竟他们夫妻还不到50岁,他们的后半生必须要承受艾滋病带给他们的痛苦煎熬。

  在他们村里,县里在墙上写着各种各样的宣传标语:“把握时机,预防艾滋病”、“要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与恐惧”等等。

  他说,一看到有“艾滋病”字样的标语,心里就像被刀绞一样。

  虽然现在几乎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他家的不幸,但他已习惯应对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在北京的两个月,那里的医生已详细告知他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所以他心里比以前释然许多。

  “何况,这30万补偿也告诉周围的人,我和我媳妇的不幸,不是我们自找的,有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贾学府说,在他们那儿,有病多去显德旺看,因此输血得病的不止他一家。

  他向记者数了数,某某村谁,某村谁,都得了类似的病,都在显得旺输过血,有的已经死了。

  就在他打完这场官司后,邑城的一个人还找到他家,说他的妹妹也曾在一个医院输过血,得了类似的病,问他怎么打的官司。

  邢台市卫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由于1995年前后,各基层自采血现象不断,血液管理曾一度混乱,一些医院为了牟利,直接就和“血头”联系血源,而以卖血为生的献血员的血,临床检查项目不全,质量良莠不齐,给输血患者带来极大的隐患。

  贾学府记得,当初为了给妻子做手术,他们在医院等了十来天。这十来天,他没事就出来溜达,经常看见一个胖子带几个人到医院来卖血,他自己不卖。贾学府在旁边看过几回,听别人议论,卖血的钱,到卖血的人手里连一半都没有了。

  他说,可能就是这些卖血的人,染上了这种病,又传染给他妻子的,他说,那时候输血程序简单得不行,医生告诉他,“有血了,准备钱吧。”一会儿,他妻子就输上血了,哪用什么专用血袋,用的都是葡萄糖瓶子。

  邢台市卫生局的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有偿献血的人中有一个感染艾滋病毒,后果都非常可怕,因为他不只是献一次血,就不只是传染一个患者。

  艾滋病的潜伏期一般是几年到十几年,如果是那时候种下的祸根,近几年正是艾滋病发病高峰期的时候。据他了解,仅沙河市这几年,就查出了艾滋病感染者数十人,占了整个邢台市的绝大部分,而这些感染者多又集中在显德旺附近,包括被称为“邢台艾滋第一案”的王为军状告的康泰医院,离显德旺某医院仅数百米。

  “那时候,血液管理有漏洞,哪儿都一样,但为什么偏偏是邢台,又偏偏是邢台的某个地方成了重中之重?这是真正的‘血’的教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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