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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洁网 来自：cctv.com
点击数：254 加入时间：2006-10-21 |
2004年 我接受了一项采访任务，拍摄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我开始寻找采访对象，和数十名艾滋病人交谈，了解了他们许多的生活的经历。但是，没有人愿意站在镜头前。就在这个时候，老季出现在了我们的镜头前。
1997年深秋的一天，巨大的恐慌笼罩着这个平日里笑语不断的小院，小院的男主人老纪，被怀疑得了艾滋病。防疫站通知他今天出发，到北京进行确诊临上火车前，老纪的妻子哭红了眼睛，“当时就害怕，不敢上去，说听说跟你说这次吧，这次吧，这次吧就是到北京吧，是这种病吧。然后就是说坐上火车过去，到了北京以后，那个火车站上全是警察，这下把你逮住以后送到，那专门就是，有给你们安排一部车，就是那大罐车，给你们放在里边。就给你们送到大沙漠，自生自灭，别人都说是。艾滋病就是等死病，说等死病就是枪毙了，我就不敢他去。当时吧，心里就是非常烦躁，带着生死离别，再也回不了家的心情。”老纪什么也没带，就和其他七个艾滋病感染者一起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火车过来以后上了火车，那个都有座，有坐都不在座位上坐啊，反正就是没心思在那坐。一会就跑到那个过道上，在那，我们几个人跑出来在这商量，如果是说到了北京以后，见了警察应该怎么办。这下就是反正几个人就商量了，比如你带东西了没有，这帮人没带，我也没带。如果发现警察的话咱们，意思就是带的一些，吃的一些东西吧，把它扔了，咱们跑，分开走。反正就是八个人分八路走。”一路上，他们八个人谁也没敢睡觉，同行的一位家属更是在车厢里来回打探，见到警察，他们就忙分散开隐藏起来。就这样，总算熬到了北京。“去的时候，还去了一个家属，他是探路的，下火车他先下，他那个家属下来一侦察吧，没有警察，没看见，这下没警察，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出站就有啊。出站的时候他先出站，出站看是不是有警察呢，我们靠在他的后边，他跟你说，他出去说没有警察他就招手，一招手，就出去了。”下了火车他们意外地发现，不但没有警察，他们还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到这医院以后吧，就是说首先抽一个血，抽血了以后，我们就到了这个病房，到了病房，也就快要开饭了。生活还可以，比我们家可好多了。我们那里菜都吃不上还吃肉呢。”“那天你们吃了什么？”“肉，那是，我们来的时候，刚赶上的那次是鸡块。他们说跟你说，咱们扔到大沙漠那儿，看这生活还挺不错。”虽然没有遭遇想象中被送往大沙漠自生自灭的命运，但恐慌并没有离开老纪。一周后，残酷的化验结果摆在了老纪面前。“结果出来了，确认就是，一下子跟你说脑子就空白了，就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时最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就是，死亡，我死亡以后剩下我的孩子怎么办，心里边特别恐惧，特别害怕，家里人也是非常痛苦。我还有两个孩子，我怎么办，打电话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家人，家人哭，我哭，都在电话里哭。我知道有的事，对家人只能是解释。”恐惧和痛苦占据了老纪所有的时间，他不吃不喝也不睡，当时正值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丽的时候，秋高气爽，天高云淡。老纪窗外的叶子也泛出了一片金色，可是，这一切在他的眼里，却是一片萧条，满目苍凉。而一个月后，同病房的一位，艾滋病人临终的挣扎，更加剧了他对艾滋病的恐慌。“我这个房间，不是四个人一个房间吗，四个人一个房间吧，(有一个病人)他是北京的。北京的(病人)是在后面的那一张床上，他就发病了，一直身体就不行，睡在床上。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不会动了，动不了了。我们看他那个嘴唇啊，可干了，起那个皮，他就一天比一天病情加重，过两天时间他就不行了，他一不在我们就都知道了。当时吧，那一个晚上可以说都没有，没睡觉都是害怕。他一不在了吧，这些人心里也是个问号，觉得自己会不会(病死)，对啊，像他一样，这样，因为说他，他那个病情吧，像我们都是看见的，也没见过，病的时候挺受罪的。自己在想，是不是我将来也跟他一样啊，也这么受罪啊，如果我要是跟他一样的话，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还没有到他这个情况的时候吧。我是不是先准备一点，准备点药呢，如果觉得就是不行了，我喝一点药死了，我不受那罪，特别沮丧，就觉得到了世界末日了，不光是他，这个八 这八九个人啊，普遍的情绪都比较低落，就是想着，一死了之吧。”
“就在那个病房里边，也不爱讲话平时我们护士进去操作啊，就跟他打招呼啊什么的，也就不太搭理你。”
“我也不跟你们说话，谁也不说，后来这个事情吧，让护士长看出了我的心情低落，这下就是他们找我谈话。”
“跟他说一些有关艾滋病这方面的信息啊，有些艾滋病方面的知识啊，还有一个让他建立希望啊，还有因为他还有家，还有孩子吗。”
“那个时候三个护士长，反正就是这一个下班，那一个过来了，反正老有人跟你在这，和你在一块聊天说话，做你的思想工作。”
“还跟他说现在而且有药物治疗了，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他的症状很快地改善了。”
整整几个月的时间，人类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折磨着老纪。正当他无法承受
这样的心理压力准备自杀的时候。老纪发现医护人员从来都不会让他一个人呆在病房，她们主动和他聊家常，细心地照护他，在和医护人员的交谈中，老纪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想到父母、妻子和儿女，老纪开始配合治疗，心情渐渐好了一些。而后来在红丝带之家的经历，真正使他从心理上，战胜了恐惧。
那是一个初冬的上午，王护士长见老纪身体好了些，体力也好多了，就带他到了红丝带之家。从那以后老纪就成了红丝带之家的常客，在那里学习了好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记了大量的笔记，不知不觉中，老纪发现自己内心，不那么脆弱了，他还试着帮助别的病人。他发现，帮助别人，也能使自己心情变得好些就这样，老纪最终没有选择死亡，他战胜了心理上的恐惧。他临出院前，向王护士长要了一个红丝带，他要把红丝带带回家去。
王护士长说：“当时大家就是想呢，给病人一个谈感受啊，交流体会啊，给他们有一个聚会的这么一个地方，当时就是叫艾滋病的俱乐部，到这红丝带之家，就是看一些宣传材料，是怎样保护家人，怎样预防，这些知识，我们搞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定期地组织大家到一起来，给他们做一些心理减压工作，比如说一起谈谈有关艾滋病的一些话题吧。每年春天我们要组织春游，秋天要组织病人秋游，隔那么一两个月，我们要组织病人座谈会，病人要有一些什么这种心理状态一些心理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咨询，我们有热线电话，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只是在他特别需要的时候，就是有困难的时候，就给他一些好的建议，给他一些帮助。我觉得我们红丝带之家本身的宗旨就是关心、理解、支持艾滋病病人，对。我觉得我们做的一些都是应该做的，他的生活态度已经完全从一种，那种颓废、悲哀的这种状态呢。到现在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状态，挺好的。”
如果不是他们做我的工作，我也就是，说明是不想那么多，懵懂地，懵懂地走了。”
记者问：“那你记不记得，他当时出院的情景？”
王护士长说：“就跟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走的时候都挺高兴的，出院的时候还，我记得老纪好像还走的时候情绪比较好，好像我记得好像是他走的时候自己好像从北京买了一个二手的彩电回去，还搬回家去了好像是。回去的时候吧，每人背一个，拿着那个大的电视机，就在我们那，找我们那个装药的盒子给他们绑，绑完以后他带回去，完了一个个都特别高兴，刚来的时候那种沮丧啊，就那种特别压抑的那种感情，我觉得就是走的时候，反正是看不见了。”
用老纪的话说，这是他第一次从死亡线上获得新生，他带着对新生活的希望带着红丝带之家医务人员的叮嘱，满怀信心地登上了开往家乡的火车，他要好好地活着。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老纪得病的消息还是在村里传开了。歧视、孤立相继而来，他们和别的艾滋病患者一样被亲友和邻居远远地抛弃了，面对这一切。老纪早有心理准备，而折磨他的是孩子也因为他而受到了歧视，他感到深深的自责，而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回来的时候，这下回来也不说话了，这下回来在那一坐，发呆、不说话。
“那我问我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孩子这下哭了，他们说，在学校吧，没有人跟他一块玩，没有人跟他同桌，在下课的时候吧，你手把到哪，他们说这不能，不能摸，如果你摸的话那有艾滋病，我孩子跟我说了以后吧，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难过，泪水不由地直往下流。对于我的家人，每天也不吃饭，就是说，你看你得了这种病，让孩子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正当老纪正陷于痛苦中的时候，一场大火又烧掉了，老纪一年的收成，雪上加霜的境遇，令老纪又一次想到了死亡。我就想，是不是咱们这一家子不存在了这就好了，做一锅饭吧，是不是里面把药下上，咱们全家一次一吃，全部都死了，就算了。”
不管谁说，只有的是，就是绝望，就在老纪又一次，在死亡线上徘徊的时候，一个来自远方的人，改变了他。
“濮存昕来到你家之前你见过他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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