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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爱滋 来自：爱滋
点击数：340 加入时间：2005-12-14 |
“小姐调查”凸显干预难局
城市里针对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迟迟不能有效推行，这是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致命欠缺。
Q：你知道什么叫HIV吗？
A：HIV？是艾滋病？
Q：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意思。
A：你是说，没发出来？
Q：对啊，没发出来，看上去都跟正常人一样，其实会传染。
Qquestion是上海社科院HIV／AIDS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的助手，一个中年黑脸微胖的访问员。他的访谈对象A（answer）是所谓的“小姐”。他本来想了解这些小姐对艾滋病的了解程度，但访谈在一家“休闲洗头店”进行到一个小时后，小姐忍不住向他抱怨：
A：我们挣这几千块钱，别人好像我们挣钱很容易似的，什么人都要宰我们。
Q：人家又不知道你在洗头店上班……
A：马路对面卖菜的，看我们过去买菜，也要宰我们。
Q：是吗？还有什么人宰你们？
A：还有像隔壁超市的，我们过去买东西，那几个女人凶得要死，好像我们是做鸡的。
他多次告诉她，自己是做研究的。
Q：好了，今天就这样了，现在你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了吗？
A：好像是什么什么研究，对了，推销避孕套？
Q：那跟艾滋病有什么关系啊？
A：用避孕套防止传上艾滋病啊！
夏国美承认，这样处变不惊的成熟助手很难得。为了研究小姐这个人群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了解，也为了探索对这个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进行行为干预的路径，她和助手在小姐中做了760份问卷和多次访谈。本打算做更多的访谈，但能够操作这样高难度访谈的人选始终是个瓶颈。
“而这样的访谈对行为干预来说，还只是第一步。”夏国美说。
夏国美语调中透出焦虑：“城市里针对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迟迟不能有效推行，这是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致命欠缺。我很担心。”
20年：瓶颈何在？
Q：客人不肯用套，又多给些钱，你刚才也说了，不用套会传病，是啊，那怎么办呢？
A：做也做了，能多挣些钱，也顾不上那些了。
……
Q：(如果)送些小册子什么，说些关于艾滋病的事怎么样？
A：那不要紧，而且各个发廊都发，就当
保健品广告那样，那不要紧。
Q：小姐会看吗？
A：会看的。
Q：小姐知道艾滋病什么吗？
A：就知道艾滋病，挺吓人的，到底怎么个事情，说不清楚的。
Q：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你看电视吗？
A：现在在发廊做，9点多就开门了，要做到晚上一两点甚至两三点，不看什么电视。
中国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发现至今20年，血液和母婴传染通过政策基本得到控制，但吸毒、多性伴、男男性行为和商业性交易中的艾滋病防范，因为行为干预的缺乏，一直进展缓慢。缺乏成熟的工作人员并非城市行为干预不能进行的主要原因。经过20年运作，那些制度性瓶颈已经充分凸现。
“中国正面临艾滋病广泛流行的临界点，导致艾滋病更大规模流行的社会因素普遍存在。”2005年艾滋病日两周前，夏国美发布题为“中国艾滋病预防模式研究”的报告，言简意赅地说，中国应该转变艾滋病预防模式。
她将现有艾滋病预防模式称作基于“国家控制”的“打击和干预相结合”模式。她认为，由于一系列观念和制度设计上的障碍，这一模式在行为干预领域迟迟不能突破。
20年来，中国政府主导的艾滋病预防模式并非一成不变，专家公认，1984年到1994年中国采取的是“对外抵御、对内严打”的模式。夏国美认为，从1995年到2001年，国务院和卫生部通过颁布10部主要法规，构建了“打击和干预相结合”模式，到2003年，又开始实施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和“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降低艾滋病危害策略”策略，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模式的核心是艾滋病防治中的“国家控制”。
“‘国家控制’意味着对高危行为(吸毒、卖淫嫖娼、男男性行为)的惩罚性政策；意味着以政府行政命令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完成下达指标；对感染者、病人以及受影响人群，‘控制’意味着政府主导的检测和教育。”夏国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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