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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洁网 来自：艾洁网
点击数：245 加入时间：2007-6-21 |
危险的2％
王岑冬是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治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这里是国家级性病监测点和艾滋病国家监测哨点。他们的资料显示，估计昆
明女性性工作者有8万人左右，年龄最大的56岁，最小的13岁，性病患病率高达78.24％(含滴虫、霉菌)，是嫖客性病患病率的3.2倍。
“10年来，我们平均每年监测性工作者两千多人，这两千多人全是公安抓来的。”疾控中心性病科主任崔明松说。昆明警方在打击卖淫嫖
娼时，所抓获的性工作者，都要送到崔明这里的门诊，进行强制性病艾滋病检查。
1998年到2003年，从强制检查结果来看，每100个性工作者，就有大约两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崔明说：“一旦查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即使
有些是涉及刑事案件的，公安也不管了，立即放人。”
崔明只好眼睁睁看着艾滋病毒感染者继续从事性工作。就这样，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的扩散，像一股暗流，在地下涌动。
现在，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开展一项中英项目：建立昆明市高危女性活动中心，开展同伴教育、推广安全套、促进性工作者的自
愿检测。
这一切工作，都需要从接触大量的性工作者开始。
将大量的发廊性工作者定为目标，是因为这一人群安全套的使用率很低。但这又是一个难于沟通的群体。王岑冬和同事们的多次经历，证
明了这一点。
就在找发廊小姐失败的这天下午，记者约见一位夜总会的性工作者小梅。小梅哈哈一笑说：“你们肯定要失败。人家以为你们是公安，或
是记者，怎么会理你们？”
记者问：“可她们不是要接客人的吗？为什么见两位男士来了却不热情。”
小梅上下打量一下记者说：“一看你这样子就不是嫖客。小姐看人可准了。再说，她们都听老板的，你们应该先找发廊的老板。”
但找老板，恰恰触到了崔明他们的痛处：“我们只是卫生部门的一个小小科室，谁会理我们呢？我们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约束力。”
像云南保山那样，将公安人员抽调进项目办，政府各部门全力配合，对昆明来说，是一个热切而遥远的梦。虽然召开协调会时，公安、工
商、文化等部门领导表示全力支持，但没有一个将之实际化的运作机制，这一切承诺只能停留在纸上。
终于找到了一个“骨干”
今年3月初，云南省中英项目办在保山召开性工作者同伴教育的师资培训，刚刚开展这个项目的昆明市要参加培训，但必须同时有一位性工
作者骨干参加。这一下让昆明项目办着了急。
“我们出去找，但没人理。找到歌舞厅的老板，老板推荐了几个人，好说歹说，答应了，第二天又来电话，说走不开。”崔明说。
终于，在最后一天，在一位歌舞厅老板的帮助下，一个叫小霞的女孩同意去培训。
徐文华医生与她见了面，介绍了情况，请她放心，并约好第二天在某处见面，一起坐车去保山。“到时认不出来怎么办？”小霞问。“放
心，我还是穿这件衣服。”徐文华说。
第二天早上，徐文华已忘了小霞的模样，他看见约定的地方有位姑娘站在那里，很像小霞，但又不能确定。观察良久，试探着过去搭话：
“你早来了？”
“来了。”那姑娘说罢，拉起徐医生的手就走。
徐文华大惊，这时小霞从马路对面过来，问：“怎么？你带两个人去？”徐文华大笑，这才知道搞错了。
小霞随徐医生去保山培训了一个星期，这位19岁的性工作者，成了昆明市的第一个同伴教育骨干。
但是，成为骨干3个月以后，由小霞做老师的一次培训，让她感到极为难堪，从此，小霞无影无踪。
那次培训就在小霞所在的歌舞厅举办。台下坐着数十位小姐，小霞在台上讲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她注意到，大家有聊天的，有睡觉的，有
发手机短信的，讲到中途，突然有人喊：“讲什么讲啊，吃饭吧。”她很难堪，但坚持讲下去。
讲到香港老师传授的一种戴安全套的技巧时，台下突然乱成一锅粥：“丢不丢啊？”“脏死了！”
小霞狼狈地结束这一次讲课。好多天，她不再出现于那个歌舞厅，也不再与工作人员联系。
此事令工作人员反思。王岑冬说：“我们没有经验。实际上，小霞就在那个歌舞厅上班，她只是一个普通小姐，与别人一样。在歌舞厅里
，小姐之间谁也瞧不起谁，她们一看是小霞来上课，心里就不服气——你是谁啊？凭什么来教我？看来以后要把骨干安排到不熟悉的地方讲课
。”
工作人员不甘心让这个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骨干失踪。6月底，经过两天的周折，他们终于在一位歌舞厅老板的帮助下，找到了小霞。
小霞自己已经找回了“心理平衡”。虽然那次讲课很难堪，但小霞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她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也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
。
在去培训之前，小姐妹们从来不谈论性健康方面的问题，身体不舒服，也是悄悄地去看病。小霞回来以后，她一下子成了中心人物。她们
喜欢聚在她身边，询问这方面的知识。小霞讲到性知识，讲到安全套的使用，小姐妹们会骂她：“亏你说得出口！”但她们骂归骂，还是喜欢
听。
小霞说，以往，她们很少用安全套，现在，每当出门，总要像开玩笑一样跟她要安全套：“还有没有？”
期待政府的力量
有过讲课经历的小霞，对集体上课的形式提出异议，认为这样的效果并不好。同伴教育，还是应在同伴中进行。
昆明市疾控中心在一份报告中也说，由于性交易的非法性，形形色色的黑、恶势力对性工作者的剥削和性虐待，使她们无法得到法律的保
护，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出于安全，她们与外界往来较少，经常变换活动场所，流动性很大。因此，自己的同伴，
才是她们最信任的人。
但是，处于同伴教育的起始阶段，昆明市的工作还必须首先大量接触性工作者，让她们普遍获得性健康知识，然后再从中选择合适的骨干
。崔明说：“并不是所有的人能都当骨干，必须有文化，有口才，在小姐中有号召力。”
目前，这一刚刚开展的项目，经过崔明等人艰苦的努力，已培养了48名骨干，与数家歌舞厅和夜总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培训了222位
小姐，覆盖人群近千人。7月10日，中国中英项目的执行官Wi博士来昆明进行技术指导，对昆明的这个项目非常满意：“只有3个月，就做到这
种程度，真的不错。”
但是，这些单枪匹马的卫生工作者，还得联系更多的娱乐场所，培训更多的小姐，培养更多的骨干。项目的目标是，培训同伴教育者200人
，每个同伴教育者培训人数不得少于10人，共培训目标人群2000人。
6月28日下午，崔明和两名工作人员去联系另一家歌舞厅老板，希望能对这里的陪舞小姐进行培训。下午3点，许多花枝招展的小姐纷纷进
入舞厅，而崔明等人站在门外，希望能见到老板。
好不容易见到了舞厅经理。这位经理将脚蹬在路边的花坛上，低着头，目光望着地下。崔明等3人围着他，微笑着，向他介绍他们的工作。
“我们只是来教小姐们预防艾滋病，对她们有好处。等她们下班后再培训，也不影响你的生意。”
经理目无表情，过了半晌，才说：“好吧，我与老板商量一下。”
虽然没有结果，但总算联系上了。“等着吧。”崔明说。没有对歌舞厅有强制力的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参与，他们只能这样到处求爷爷告
奶奶。
十几天过了，截至记者发稿时，那个歌舞厅仍然没有答复崔明。这几个疲劳的工作人员，仍然在等着。他们在努力中等待，在等待中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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